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，馬格南圖片社十分自豪地宣布尤金．史密斯（W. Eugene Smith）加入了馬格南。尤金．史密斯在西方攝影界被公認為攝影天才，是一代攝影大師。他身材高大，胸肌發達。他自己宣稱，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用文字和照片去記錄人類的生存狀態。不幸的是，他有一個弱點，就是精神上極不穩定，非常神經質，而且有酒精和藥物成癮，以及嚴重的財務問題。在馬格南內部有不少關於尤金．史密斯的傳聞，雖然不一定都是真的，但在他加入馬格南的很短一段時間，幾乎使馬格南瀕臨破產邊緣。
當尤金．史密斯氣憤地與《生活》雜誌解約，忿忿離開雜誌社的時候，約翰．莫里斯很高興能邀請尤金．史密斯加入馬格南。他回憶說：「我十分崇敬尤金．史密斯，戰前我們曾一起為《生活》雜誌工作過。一九三九年，一艘英國巡洋艦在大西洋中部截獲一艘德國客輪，艦長命令將客輪鑿沉，所有船員都搭上救生艇，由英國船艦護送到紐約港的埃利斯島（Ellis Island）上，我和尤金．史密斯被《生活》雜誌派去採訪這些船員。當我們從紐約市曼哈頓島南端的砲台公園搭乘渡船出發時，我們還開玩笑地說，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出國任務。」
「當尤金．史密斯從《生活》雜誌辭職，我就知道他會加入馬格南，當時我很高興他能加入。因為他正是馬格南所崇敬的那一類、十分嚴肅的攝影師，他的作品非常精美，有新聞價值。但我沒有意識到他的加入會帶給馬格南那麼多麻煩。他曾經在精神病院待過，其實我應該要知道這一點，可惜我偏偏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變得如此揮霍無度。實際上，他不再想拍攝任何例行的攝影報導了。」
「大家都知道尤金．史密斯是個開銷很大的朋友，因此他也是個開銷很大的會員。」恩斯特．哈斯說：「馬格南的人都很不錯，都非常愛史密斯。但在一個組織裡，有那麼多個性極強的人就會成為問題。」
科內爾．卡帕認為是莫里斯用馬格南的良知、自信和傳統，施壓說服大家接受尤金．史密斯，這是對馬格南的考驗，對莫里斯和全體攝影師們的考驗，也是對組織向心力的考驗。
培特．格林說：「尤金．史密斯總是瘋瘋癲癲的，但他很值得相處，雖然很少有人能跟他相處得很好。有人說，對史密斯而言，最糟糕的事就是有人幫他的忙。他是個非常自傲的人，他會因此對你懷恨。」
丹尼．斯托克說：「我們希望接納尤金．史密斯。從好的方面講，他是位很棒的攝影師，可以給我們每個人啟發。最偉大的報導攝影是尤金．史密斯這樣的人拍出來的，因為他能感受到自己對被攝者的責任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願意滿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。但他是位不合群的人，因此馬格南與尤金．史密斯的關係，就像是一樁失敗的婚姻，就這麼回事。」
尤金．史密斯常常喜歡開玩笑說，他名字中的「Ｗ」是優秀（Wonderful）的意思。實際上，「Ｗ」是他的名字威廉（William）的第一個字母。他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堪薩斯州的威奇托（Wichita），他成長於美國的大蕭條時期。十四歲時，他向母親借了一台布朗尼相機（Brownie），開始拍照，從此就再也不想做別的工作了。他的父親早期是位成功的糧商，有一年堪薩斯州大旱，父親的糧食生意破產，他在一家醫院的停車場開槍自殺，那時史密斯才十八歲。為了搶救他父親的性命，醫生讓史密斯輸血給他的父親，但最後老人還是死了，死時身上還連接著史密斯的輸血導管。不久後，史密斯開車去威奇托中學，為該校拍年報，當他終於完成了年報的拍攝工作時，卻因工作太累而暈倒了。在他的一生中，工作永遠是放在第一位。
因為父親的自殺，尤金．史密斯的精神受到極大的打擊，他在上大學時退學去了紐約。在那裡為《新聞周刊》工作，但不久就被解僱了，原因是他固執地堅持使用小型相機。一九三九年，史密斯二十一歲，《生活》雜誌與他簽約。所有年輕的攝影師都夢想成為《生活》雜誌的攝影師，但史密斯卻與眾不同，他對《生活》雜誌無感，而且常因編輯選用他的照片但與他的意見不一致而爭吵，還質疑編輯對照片的排版。他毫不隱瞞他對編輯委派的某些任務的輕蔑，他認為那種想法太淺薄。一九四一年，因為他感到在《生活》雜誌工作太沉悶，所以決定停止工作，他提出了辭呈，全然不顧編輯對他的警告。編輯警告他，辭職等於是徹底毀了自己的前程，而且還說再也不會讓他進入這個全世界最權威的圖片刊物工作。但尤金．史密斯還是辭職了。那時，他已積累了四萬多張照片，他高高興興而且滿不在乎。
但當珍珠港事件爆發，美國對日、德宣戰後，他意識到自己選擇離開《生活》雜誌是個錯誤。他雖然憎恨戰爭，但他很想拍攝這場戰爭，如果他還在《生活》雜誌工作的話，毫無疑問會有各種機緣去海外採訪。他首先提出申請加入由愛德華．史泰欽主持的美國海軍攝影隊，但在最後的面試時失敗了。由三名海軍上將組成的面試委員會認為：「雖然史密斯在攝影領域是位天才，但並不符合美國海軍的標準。」到一九四二年夏天，他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擔任某個出版社的駐太平洋地區戰地特派記者。史密斯發回的第一批照片令人震驚，使得《生活》雜誌的編輯們不得不收回他們從前說過的話，希望史密斯能回到《生活》雜誌社工作。雖然史密斯拒絕了三次，但最後還是被說服了。一九四四年五月，他作為《生活》雜誌委派的記者去了太平洋戰區，發表了一些史上任何雜誌都從未出現過的最具震撼力的戰爭照片。
史密斯不但了解攝影影響社會觀點的潛在力量，而且他還親自撰文分析攝影的這種影響力：「攝影充其量只是一個很小的聲音，但有時一幅照片或一組照片能引發出我們的感知……。有些人，或許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會受到影響，他們不但要找到什麼是錯的，還要找到通往正確的道路。每次我按下快門，都是對戰爭的大聲吶喊和譴責。同時，也伴隨著希望，希望這些照片保存下去，希望這些照片能引起人們的共鳴，以喚起他們的警惕和醒悟。」
艾德．湯姆生回憶說：「在戰爭中，史密斯認為他自己的任務是作出反戰宣言。」在那個時期，史密斯正在大量服用由醫生開的藥物，同事們被史密斯所冒的危險而驚嚇，但史密斯後來寫道：「有一點十分肯定，就是我報導戰爭的照片並不是要驚嚇人們，我自己也沒有在戰爭中被嚇死，我想要拍的是有感情的戰爭照片，這些照片要能打動人，甚至能掐住人們的咽喉，讓戰爭的可怕侵入到他們的腦中，讓那些人好好想想，再也不應該有戰爭了……。我必須用我的肉體和精神力量，盡一切可能阻止和延遲下一場戰爭。」
雖然史密斯憎恨戰爭，但他同時發現了戰爭可怕的魅力：「從感官上來說，戰爭有一種氣壯山河的美麗：煙霧慢慢地升起，帶著頭盔的士兵的身影襯著微弱而搖曳的火焰；被炸毀的建築物的剪影，在坦克噴射的火光下，突然顯出它的殘像；飛機尾後拖著長長的軌跡下墜的景象；高射砲的火光閃爍著……。那些景象很壯觀，直到你細想背後的殘酷。」
史密斯在沖繩報導第十三次戰鬥行動時多處受傷：「我當時站在一個彈坑裡，正在拍我方士兵受到迫擊砲攻擊的情形，我在想如果有一顆砲彈落在某處，就可以讓我的構圖變得完美，這時一發砲彈在離我只有幾英尺的距離著了地……」爆炸的衝擊波，將史密斯的相機重重地打到他的臉上，擊碎了他的上顎，彈片擊中他的左臂和背部。他被送到位於關島的海軍醫院搶救，之後被送回美國。
戰爭結束後，史密斯作為攝影師的聲譽與日俱增。一九四六年，紐約攝影俱樂部舉辦了一場戰爭攝影作品展，這使他成為大家眼中的天才。一位評論家這樣寫道：「史密斯的作品最貼近現實，他具有一種真正崇高而偉大的博愛精神。」
史密斯回到了紐約的《生活》雜誌辦公室，他的聲譽並沒有讓他變得容易相處。他開出更高的稿酬、要求更多的自由度，他不能容忍任何限制。他還憤慨地否認別人說他神經質，他認為他只是在試圖追求攝影的最高標準。
《生活》雜誌派他去美國中部報導鄉村醫生的生活。他幾個星期一點音訊也沒有，不管紐約發了多少電報去催問。他在那兒待了二十三天，像醫生的影子一樣，隨著醫生日夜出診。一開始他用不裝底片的相機拍攝，目的在於讓周圍的人習慣他的存在，直到大家都不再注意他。當他終於回到紐約，一發現人們對他有些敵意，他立即勃然大怒，把所有照片都扔進廢紙箱裡拂袖而去。當然，照片很快「獲救」，還被《生活》雜誌用了好幾個版面刊登出來。這些照片成了最經典的報導攝影，因為它們不只記錄了這位醫生做了些什麼，還記錄了他是怎樣的一位醫生。史密斯這種拍攝方法改變了新聞攝影記述、說明和評論的方式。
史密斯承認：「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常常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被關在象牙塔裡的藝術家。但我又要向人們呼喊，於是我就必須毀了我的象牙塔，去當一名新聞攝影師。我總是在這兩者之間徘徊，一個是事實的記錄者，另一個是常常必須要與事實分歧的藝術家。我的原則是對自己真誠。」
艾德．湯姆生認為，如果再派史密斯報導戰爭，他一定會死在戰場上，所以拒絕了他去朝鮮的請求。在爭論中，史密斯怒喝道：「如果我想自殺，你是無法阻止我的。」湯姆生也大聲回答：「我是無法阻止你這樣做，但絕不能允許你在《生活》雜誌委派的情況下這樣做。「事實上，史密斯常常威脅要自殺，尤其是當他把錢花得一乾二淨時。《大眾攝影》雜誌（Popular Photography）的編輯有一次借給他一些錢，就是為了防止他自殺。但在幾天後的一次美國雜誌攝影師協會的活動中，這位編輯吃驚地發現，史密斯情緒亢奮，還穿著一身漂漂亮亮的燕尾服。
一九四九年，史密斯又完成了一篇令人難忘的報導攝影，他為《生活》雜誌去西班牙拍攝一個山區農村的故事。在這之後他得了神經衰弱症，人們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找到了在那裡不停徘徊的他，並把他送進了貝勒福醫院（Bellevue Hospital）。後來，艾德．湯姆生把史密斯轉入一家私人診所。每個認識史密斯的人都確信，他把自己看成一個為藝術而受折磨的聖人或殉道者。他酗酒，通常一天就喝一瓶，而且從戰場回來之後，對一種神經興奮藥上了癮。沒有任何事可以干涉他攝影，也沒有任何人可以，其中包括他的妻子、孩子和編輯們，這是他唯一偉大而固執的生存目的。他認為只有他自己才能對他所拍照片的效果、排版和裁剪等負責，他不停地與編輯為選用和編排他的照片而激烈地爭吵。
一九五四年，史密斯被派到非洲，拍攝史懷哲醫生設在非洲加彭的痲瘋病醫院。跟以前一樣，他對這個故事非常執著他把史懷哲醫生看成一個向死亡挑戰的人，一個有偉大人格的人。當他拍完回到《生活》雜誌辦公室時，他早已有一個如何展現這個故事的明確想法。最初說定了用十二頁來刊出史懷哲醫生的故事，但在雜誌出刊時他發現只有十頁，他立刻就辭職了。
實際上，艾德．湯姆生從沒有對史懷哲醫生的故事真正感興趣。「我對這個故事沒什麼興趣，因為內容已經有點陳腔濫調了。但尤金．史密斯極力想去描寫這位醫生，所以我同意給他一次機會。不過史密斯發現史懷哲醫生並不是他所期望的慈父般的人物，他非常獨斷專橫。在史密斯給醫生寫了一封短信威脅要離開之後，史懷哲才給了史密斯更多的活動空間，而且史密斯還把拍攝的重點放在痲瘋病人居住區和周圍的村子上。史密斯不信任《生活》雜誌高水平的暗房技術，堅持要自己加工沖洗照片，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，直到他聽說《展望》雜誌也計劃登出史懷哲醫生的報導，才總算把照片洗了出來。
「史密斯從來沒有對我們任何一次排版滿意過，因此我決定再也不把版樣做出來給他看。史密斯後來卻又說，他希望最好能看到，而且保證一定不發表意見，但結果他並沒有保持沉默。我是曾經告訴史密斯，我們會用十二頁來排這個故事，但一般我們不會用十二頁的篇幅來刊登一篇攝影報導。結果，那一週我不在，我的執行編輯只排出十頁，所以史懷哲醫生的攝影報導發表時只有十頁，這少掉的兩頁對史密斯而言是一大羞辱，於是他立刻就辭職了。
「排除他這種十分典型的行為因素，事實情況是，他早就認定史懷哲醫生的故事至少應該有三十頁到六十頁，甚至整個一期《生活》雜誌。在史密斯還沒有在非洲開始拍攝時，他就寫信跟我說，我沒有跟他同去那裡是他的不幸，否則我就會理解和同意為什麼他要用那麼多的版面了。但這全都是胡扯，我確信他早就打算要離開《生活》雜誌了。」
本文已取得漫遊者出版授權，原文出自於《揹相機的革命家》
